【评介】流动儿童教育状况:十年依旧

十年来,到底改变了什么?

文:吴雨晴
编辑:韦伟

引言


今日的中国,数以亿计的人们正经历着一场故乡和异乡间的流转。除了“异乡人”,他们还有很多种名字:外来者、外地人、流动人口、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一系列的称谓和标签,我们看到了诗意与现实的割裂:一面是人们心怀对未来的期许,踏上归期漫漫的旅途来到他乡;另一面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障碍,或有形或无形,悄然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他们和城市人一样,一砖一瓦缔造了城市,他们的命运早已和城市发展融合在了一起。但是,城市繁荣耀眼的光芒是否也照射到他们,甚至他们子女身上?

答案是否定的。北上广将“城市病”归咎于人口过多,从而严控、疏解人口,手段层出不穷,其中之一便是教育控人。通过向公众传播强化“教育资源有限”的印象,利用一系列手段,大城市成功地将流动儿童(也即流动人口的子女)阻隔在公办学校的大门外。限制住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机会,让他们潜在地返乡成为留守儿童,从而也就限制了流动人口进入大城市的机会。

如此教育控人,会对流动儿童教育带来什么问题?流动人口家庭面对这种现状作何抉择?政府为什么对流动儿童就地入学持强硬态度?本文将通过评述英国学者夏洛特·古德博恩[1]的论文《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以北京流动儿童入学情况为例》(以下简称《流动》),分析探讨北京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机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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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5年间,古德博恩在北京三个流动人口聚居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并在两所无资质的民办打工子弟小学和一所初中授课长达4个月。通过半结构访谈,古德博恩采访了学生和家长,其中有25位母亲和7位父亲。访谈内容主要集中在这些家长迁移到城市的原因、迁出地的教育水平、将孩子带到大城市的原因,以及孩子在北京入学的经历。同时,她也对授课的学生(8-15岁)进行了非正式访谈,内容主要为对于家乡和北京学校的印象,以及对于北京生活的感受。此外,作者还考察了北京其它8所打工子弟学校和6所公办学校,观察这些学校的课程、活动,并对教师进行了访谈。

基于调研,她总结了三大阻碍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原因:政策壁垒、经济困难和学校歧视。如今,十余载过去,流动儿童就读公办学校的困境依然存在,作者所做的研究仍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流动儿童入公立学校难


2.1 政策壁垒

古德博恩指出,难以提供孩子就读公办学校需要的相关材料和证明(例如,暂住证、工作证明、符合计划生育证明等)是就读困难的原因之一。作者所访谈的家长中,没有一人拥有齐全的材料;32人中,只有2人同时持有暂住证和在京务工就业证明。作者在《流动》中,这样写到:

“一位九岁男孩的父亲说,“即使我交得起学费,那些(公办)学校也不会教我儿子的。我没有暂住证。暂住证太难搞了,首先你得有务工就业证明,但是它们都很贵。如果我把钱花在买这些证上,我就没钱给我儿子买吃的了······在北京,没有暂住证,我什么都不是。

2.2经济困难

作者发现,绝大多数家长都提到了进入公办学校费用高,是他们让孩子就读“无资质的打工子弟学校”的主要原因,只有两位家长没有提到这一点。2004年之前,没有暂住证的流动儿童入学,需要缴纳政府要求每学期1000元的“教育补偿费”和680元的“借读费”。此外,还有其它15项费用,由学校自行征收。2004年7月,北京出台新规定,禁止学校向注册入学的流动儿童征收“赞助费”。但在作者访谈的6所公办学校中,仍有3所学校的教师提到了这些费用。根据古德博恩的调查,公办小学的收费范围在每学期1200元-8000元,初中则更高。所调查的流动家庭中,低收入群体占多数,收入每月在700元-1200元。

尽管小学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但是很多流动儿童就读公办学校需要缴纳的费用,是本地学生的5-6倍。一位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表示:“实际上,公办学校的收费是不受制约的,在我们社区没有一个人交得起这些费用。”

2.3学校歧视

流动人口聚居区往往被视作滋生犯罪和混乱的温床,生活在其中的流动儿童也难逃此偏见。那些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也遭受着来自同学、老师和本地学生家长的歧视。口音、衣着和行为举止等,让流动儿童显得格格不入,很多被采访的流动儿童表示“北京人讨厌他们”

与此同时,公办学校的体系自身也加剧了人们对流动儿童的歧视。据公办学校的老师透露,大部分学校里,没有本地户口的学生没有资格评选“三好学生”和奖学金等荣誉。这些学生的档案和成绩也往往没有官方的存档。因而,这一小部分进入公办学校的流动儿被本地学生、老师和教育体系视作是不“正常的”学生。访谈中,有8位流动儿童的家长表示,即使他们有机会获得、负担得起一个公办学校的学位,来自老师和当地学生的歧视也让他们望而却步。

另寻出路:打工子弟学校


由于公办学校越来越难就学,许多流动家庭选择从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中接受义务教育。但是,这些学校真的能够为流动儿童提供适宜、优质的教育吗?他们的生存现状又是什么样的?作者从硬件条件、课程发展、体育课程和健康保障、面临关闭等方面,探讨了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发展状况。

根据古德博恩的调研,在她授课或探访的10所学校中,有3所设立在废弃的工厂,2所在废弃的商店,1所在当地的仓库,2所在流动家庭的居住房屋里,还有2所置于专门为办学建造的简易建筑中。就课程情况而言,尽管大部分打工子弟学校在努力追赶公办学校的教学进度,使用和公办学校一样的教材,但是师资力量的薄弱很大程度上阻碍着教学质量的提升。许多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只有中专学历;教师少、学生多,一位教师往往要教授多门课程,与公立学校中每门课程都配备专业知识老师的条件相差甚远。

此外,由于打工子弟小学的师资水平和教学设施有限,其主要教学精力在数学、语文和英语上。当“扬素质教育、弃应试教育”的教育改革在北京的公办学校开展得如火如荼时,打工子弟小学在推行素质教育上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古德博恩所调研的小学中,有4所开设了音乐课,但只有1所小学拥有乐器(铃鼓),其余3所则以无伴奏的唱歌教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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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教学和健康保障方面,打工子弟小学的状况也十分堪忧。公办学校不仅提供体育教学和体育锻炼机会,也会为学生提供定期的体检服务和心理健康咨询服务。然而,在打工子弟小学,既没有统一组织的体育活动,也没有定期的体检服务。对于公办小学的学生而言再熟悉不过的眼保健操,在打工子弟小学却鲜有人知。

教育机会限制


4.1素质教育的屏蔽作用

1985年,中共中央提出提升中国人的“素质”是“教育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素质”既可以指人的身体和心理特征,也可以指技能、天资、受教育程度、意识形态和言谈举止。在中国,农民往往被视作处于“低素质群体”中的最底层[2]。这些迁移到城市的农民经常被当地政府看作是拉低了城市和其服务的“素质”:农民代表了中国的弱势和落后。然而,他们也被赋予期许,即可以从城市生活中获得足够多的经验,并在受过城市的熏染后带着新“文明”重返农村,继而提升其它村民的“素质”[3]

提升人的“素质”从很大程度上而言是一项教育事业,除了成人教育、培训项目,通过电视、广播和报纸传播教育信息之外,国家对儿童教育的关注也与日俱增。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素质教育”的各种教育改革和实验在公办学校中陆续展开。“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截然对立,注重的是学生的全面发展,强调能力、创造力,解决实际问题和分析的能力。此外,德育、体育和心理健康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4]

然而,在政府强调通过教育提升素质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数以万计的流动儿童面临失学。更加矛盾的是,一些政府与公办学校总是用流动儿童的“(低)素质”来解释为什么无法为他们提供公办教育。例如,城市的官员和教师经常担忧接收流动儿童会影响到城市整体的教育“质量”,却对如何通过教育提升学生的“素质”避而不谈。在古德博恩的访谈中,有4位来自公办学校的老师认为流动儿童“很难教”,其中2位解释道这样的原因是他们的父母素质低。

更重要的是,这种基于“素质高低”的评价逻辑事实上合理化了教育不公平。当我们给流动儿童贴上“低素质”的标签时,实际上也将其困在了社会最底层,让人们认为他们受到的不公待遇是理所应当的,而这些先入为主的歧视也令流动儿童的教育状况陷入了恶性循环。

此外,还有一些观点认为,流动儿童的父母缺少时间和能力参与子女的教育。或者要么认为流动儿童的父母自私,不愿投资于孩子的长远发展,要么认为他们仅仅是被动的受难者,不能积极主动地改变自己的现状。事实上,很多流动儿童的父母都并非不愿做出改变。32位接受访谈的父母中,有17位认为他们的孩子在城市的“黑”学校接受的教育高于他们在老家农村所接受的教育,这意味着他们选择带着子女来到大城市,并非是不负责任,或是出于一己私利,而是出于让子女受益的初衷。

对他们而言,带着儿女来到城市,并让他们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已然是最好的选择,其中也寄托了他们对孩子拥有美好未来的期许。受访的32位父母中,有7位表达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和未来更有前途”是影响他们迁移到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的观点。可是,政府却无视这种需求,不断鼓励进城务工人员将子女留在家乡就读,从而让他们的子女变成留守儿童,或是鼓励这些流动人口也一同返乡务农。

4.2 资源有限作为一种借口

官方表示,流动儿童之所以难以获取公共教育资源,是因为公办学校缺乏充足的学位。“学校已经是饱和状态,承受着很大压力,而现有的资金也不足以扩充公办学校。”然而,根据官方数据统计,中国的出生率在2000至2003年间下滑了0.2%[5]。城市地区,这个比例应当更高,因而很多公办学校的学位过剩。一份2002年的报告显示,北京公办学校官方的最大承载力超过150万学生,但是2002年招收的学生仅有120万[6]。被调查的公办学校中,研究者所观察到的课堂里,没有一个课堂的学生数量超过了北京政府官方规定的最大学生数50人,平均每所小学的班级容量在35人左右。因而,学位紧缺的说法难以自圆其说。

4.3 迁徙不自由背后的恐惧

造成流动儿童教育障碍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无疑是政府对人口失控的恐惧,认为如果放松控制,便会引发更多潜在的永久性流动人口涌入(原文引用自Zhang and Macleod, 2000)。因此,限制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战略性选择,用以“震慑”更多流动人口的涌入和定居城市。尽管外来者对于“城市的现代化”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城市仍旧要“花费一定资本”来供养他们。因此,“政府和城市居民都希望他们在最大程度获利于外来人口的同时,最小化对他们的供养。控制总体迁入人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提高迁移成本,而(提高)教育(成本)无疑是其中一项有效的策略(原文引用自cited in Human Rights in China, 2006, 2006, p.8)。”

人口失控的恐惧不仅限于中国,其他人口大国亦有此现象。例如,2008年初,在孟买发生的几次针对南下迁移工人的袭击得到了当地政党,包括马哈拉施特拉纳尼曼塞纳军党(Maharashtra Navnirman Sena)在内的积极支持。他们指责迁入人口不仅给本地的就业和资源带来了很大压力,还令当地的马哈拉施特拉文化支离破碎。然而,印度中央政府谴责了当地对迁入人口的袭击,也并未限制人口迁入,与此同时积极扶持非政府机构帮助流动儿童进入公办教育系统或是为他们提供替代的教育机会。

反思


如今,十年过去, 当我们重新审视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不难发现,作者在文中提到的现象依旧存在。只不过,不断抬高的门槛有倾向性地将弱势的变得更弱势,不公平的变得更不公平。

首先,“五证”由虚转实,要求进一步细化。根据北京市发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6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非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需要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有: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1、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2、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人民网一篇名为《流动儿童上学难:非京籍儿童北京念书需办28个证》的报道指出,由于各区教委结合实际制定意见的实施细则,在执行过程中,“五证”远不止5个证件,而是延伸成了多达28个证件,让非京籍家长们有苦难言。

让流动儿童父母们感到头疼的不仅仅是繁琐的手续,还有不断抬高的门槛。据悉,2014年北京共有4个区县要求父母提供社会保险缴纳证明,2015年,这一数字飙升到13个区县,而到了2016年,北京的16个区县全部要求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各区的要求时长为3、6、12个月不等)3。显然,社保缴纳越来越成为随迁子女就学资格的重要指标。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参保情况堪忧。流动人口中,54.5%在流入地未享有任何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东部地区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情况相对较好,但仍有50.2%的流动人口未参保。这就意味着,仅仅社保缴纳这一门槛就至少拦住了一半以上渴望进入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这些无法获取齐全证件的父母中有很大比例都从事着低收入、不固定的工作,而他们的子女,恰恰是最需要、也最渴望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来改变命运的群体。

其次,费用方面,尽管政府发布了一些收费限制的规定,学生和家长却并未真正受益。2010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文件中,取消了《小学管理规程》中可向非本地户籍学生收取借读费的规定。没有“借读费”的敲门砖,很多公办学校以“名额已满”为名将非本地户籍学生拒之门外;另一方面,“择校费“、“建校费”等费用层出不穷,有的金额甚至高达“借读费”的数十倍,令流动家庭更加难以负担。因此,没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和严格的执行机制,取消“借读费”并不能为流动儿童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

根据新公民计划2015年发布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现状》,截止到2014年9月,北京共有124所打工子弟学校,在校生人数近9万。这些针对外来人口开设的学校入学门槛低、费用低,且更能让流动儿童获得归属感。从某种程度上,这些学校为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提供了一种出路。然而,仍有一批又一批的打工子弟小学因为“无资质”而被政府取缔。存活下来的小学运营和教学状况比起十年前,也未见改善。师资方面,这些学校的教师群体“分布呈哑铃型,缺乏中年骨干教师,以来到城市的乡村中老年教师和刚刚毕业的大、中专学生为主。教师流动性大,每学年有超过20%的教师流动。” 在课程方面,“主要精力在数学、语文和英语的教学上,能够保证常规教学。但是对于科学、社会、音、体、美等学科课程,通常很难找到适合的教师,因此开设普遍不足。即使部分学校能够正常开课,其教学质量通常也大打折扣。”

2

 

从全球视野来看,对流动人口的担忧不仅局限于中国,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将流动人口问题与犯罪、就业竞争、资源紧缺和整体社会不稳定等问题挂钩。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国家致力于改善而非回避。2001年,印度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教育普及运动——“初等教育普及计划”(Sarva Shiksha Abhiyan, SSA),其首要目标是改善入学率和减少辍学率。印度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儿童和童工。为提高其入学率与缩小教育差距,政府提出了附属于SSA计划的“教育保障计划和替代性与创新性教育”(Educational Guarantee Scheme and Alternative & Innovative Education, EGS/AIE)采取了各种灵活措施,如为移民儿童提供季节性社区宿舍、流动教师、补偿教育及在移民人口集中地设立学校,为移民儿童、贫民窟儿童及童工提供衔接课程、补习教学中心、寄宿营、就学中心等。

相比于印度政府对民办学校和教育项目的扶持,中国政府对于流动人口和社会人士自行办学,解决流动儿童就读公办学校难的问题却持强硬态度,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号召的个人自主创业理念大相径庭。政府给出的解释往往是这些学校存在健康和安全隐患、未经过规划许可或是建校占用了其它项目的用地,但这些理由都经不住深入推敲。例如,就健康和安全层面而言,按北京市政府给出的最低办学标准来衡量(包括具备多种体育设施,拥有不小于15000平方米的校园等),很多比打工子弟学校条件更好的公办学校也并不符合要求。

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公共教育服务,而是找寻借口,强制关闭学校,一个结果是流动儿童在大城市接受好教育的机会被无情剥夺。无奈之下,这些流动儿童或失学、或返乡成为留守儿童。可是,我们不禁要问,牺牲他们的受教育机会,通过教育控人,真的能避免更多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吗?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一小部分准许流入城市,绝大部分为城市建设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人口,在城市繁荣过后却被抛弃。再过十年、二十年,当城市的青壮年劳动力无以为继之时,这样的代价最终又是由谁来承担?

 

注释:
1.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规范有效的受聘合同或劳动合同、受聘单位法人代码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工作证明(均须加盖公章)。第二类,法人代表应提供法人代码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或合伙人应提供相关工商机关备案文件。第三类,个体工商户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第四类,市场(经营蔬菜、服装、海鲜等)工作者应提供市场管理部门出具的营业场地或摊位租赁合同。
2.据201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实施〈居住证暂行条例〉办法》,来京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到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公安机关委托的来京人员社区登记服务机构申领《北京市居住证》:在京居住6个月以上的;符合在京有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
3.来源:北京市各区教委发布的官方文件 http://www.bjedu.gov.cn/jyzy/jyzc/qjwzd/

 

参考文献:
[1] Charlotte Goodburn, J., 2009. Learning from migrant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schooling of rural migrant children in Beij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29, 495-504.
China Development Brief, 2000. Educational Apartheid Create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at: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com/node/224.
[2] Murphy, R., 2004. Turning peasants into modern Chinese citizens: ‘‘population quality’’ discours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primary educ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77, 1–20.
[3] Murphy, R., 2002.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4] Kipnis, A., 2006. Suzhi: a keyword approach. The China Quarterly 186, 295–313.
[5] Renmin Ribao, 2004. Why the birth rate in China keeps dropping, April 2nd.
[6] Human Rights in China, 2002. Shutting Out the Poorest: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Most Disadvantaged Migrant Children in City Schools. Available at: http:// www.hrichina.org/public/contents/3447.
[7]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R].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5. 40-40
[8] 阚阅. 公平与积极的反歧视:印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策略透析[J]. 比较教育研究, 2011, (8): 60-65
[9] 新公民计划. 中国流动儿童数据报告2014[R]. 北京:新公民计划, 2014.
[10] 新公民计划. 中国流动儿童教育现状[R]. 北京:新公民计划,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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