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故事】北漂十五年后,我办了一家幼儿园

我们再苦再难,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大家可能是为了挣钱,把孩子扔到老家里,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感受。孩子就像一个东西,被我们扔来扔去,弄来弄去的,所以他们才会没有安全感。

按:这是新公民计划“口述故事”系列的第二个故事,主人公杜老师曾在北京两家残障康复中心工作,学习社工的理念和专业技能。与许多外来务工人员一样,她的大女儿在留守与流动之间不停转换,小女儿上幼儿园时遭遇的经历,促使她自己开办了一所面向打工子弟的幼儿园。以下是她的故事:

 

带领小朋友上洗手间、整理衣服


“那里就像与世隔绝的地方”


智灵是一家封闭式的康复中心,实际上是托养性质,孩子的吃喝拉撒全在里边,他们没有外出的时候。我觉得那里就像与世隔绝的地方,非常封闭,工作人员轮流值日,一年365天就在那看着,家长也不接。有的孩子有家长接走,有的孩子家长就是不来接。我们晚上要上夜班,主要是盯班,因为那些孩子有一些行为要照看。我刚开始也接纳不了,没有一些处理的方法。有些自闭得厉害的孩子,什么都会搞,自己拉了屎会吃,会抹到墙上,被子上,哪哪都是。

1999年,我从老家河北邢台跟着我爱人来到北京,在朝阳区的这家残障单位工作。起初我主要做保洁,后来可能领导见我工作认真、细致,就让我在办公室搞卫生,给残障孩子洗衣服,因为他们都是全程住宿的。洗衣服时,我发现上百个孩子的衣服放在一起很混乱,不知道哪件是谁的。今天张三丢了这个,明天李四丢了那个了。唉!我觉得好难做这个工作,然后我就开始自己捋,要是女孩张三今天脱了衣裳,我就说:“你别动啊,放着我就知道了。”洗完以后,我给她的衣服贴上标签,然后李四的袜子洗完也别一个标签。这样,所有孩子的衣服、袜子都归好类,我才给他们送到楼上去。

做了两个月的时间,领导说:“哎,你把库房整理整理吧!”库房放的是孩子们的被子一类的东西,当时我头都大了,乱七八糟啊!我就一点一点地倒腾,可能做了有三个月,归类好了。领导又说:“你要不要上楼工作,跟那些孩子一起?”我说:“我不去,我宁可搞卫生,我也不去。”

那时候,我对残障人士有点抵触,有点歧视,我还是想在楼下搞卫生,我自己一个人感觉会更好。做着做着,楼上有两个唐氏综合症的孩子跟我关系特别好,他们会下来帮忙,跟着我一起做事情,我就觉得他们还挺好的。又做了那么一段时间,领导又找我谈话:“你愿不愿意上去了?”然后我说:“那好吧,我试试吧!”

从那开始,我就上了楼,跟那些孩子一起互动,跟着他们一起生活,也就慢慢地接纳了他们。之后,我又发现,虽然我把衣裳放上去了,张三的一兜,李四的一兜,都拿塑料袋装着,袜子是袜子、衣裳是衣裳,全给他们捆好了。但我去楼上看时,衣服还是有乱的。我就跟一起值班的老师说:“这样下去,我们永远会把孩子的衣裳给穿错,我觉得在康复中心里穿没问题,但家长接的时候你再穿乱,我觉得我们没法跟家长交代这个事情。咱们应该组织一个老师,好好地把这个东西归好类,只要我送上来的东西,老师们一定按这个东西去穿,千万不要给人家穿错。”又经过一段时间,领导说这些孩子的衣裳再也没有穿错过了。

看着他们,我觉得家长已经放弃了那些孩子,搁在家里反而嫌碍事,给自己是一个累赘。我记得那时候有个小女孩,她其实已经成人了,但家里扔在那就不管了。她也不走路,老坐在床上,俩脚丫子抬着,那种特别特别冷的、蜷缩的感觉,没准说不好能给冻死的那种感觉。她妈妈也不给她买袜子,也不给她穿鞋,虽然她不走路,但我觉得她也是一个人。那时候我还在楼底下搞办公室卫生,我给她做了一双软底鞋,就跟小娃娃穿的那些似的,给她穿上了。

那时候我就是心疼她、同情她,给她做了那双鞋,后来还给她织了一双小袜子,给她套上。只要是个人,就应该完整一些,是吧?所以,我就给她弄了鞋子和袜子。

我们是和残联合作的一个单位,后来,残联的主席去单位时知道了这件事,就说:“哎呦!我觉得这个举动太伟大了。你这老师,怎么这么有爱心?还给这些孩子们做鞋、织袜子。”我自己觉得,有啥伟大的?我做的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能我这个人心肠比较软,从小我爸爸妈妈教育我,在哪里都要对别人好一点。这也可能就是我个人的性格问题,我就愿意做这种井井有条的工作。

后来,我们单位领导之间发生了问题,康复基地就被残联取缔了。


“社工原来是这样”


我在智灵一直工作到2001年,两年的时间,最后在残联的安排下,单位被另外一个人接手。当时我就没决定留下来,另一个叫”北京慧灵智障人士社区化服务机构“的单位,也是做残障康复,他们领导把我叫过去问:你要不要去我的单位?“他跟我们原来的领导关系还挺好,经常去我们单位,我就说可以试一试。那个单位的工资比我原先单位的要高,而且不是封闭式管理,是社区化的。

2001年11月,我去了慧灵,在那一直到2011年11月份退出,干了10年。算下来,我有将近12年的时间在做残障人士的工作。在慧灵时,刚开始做活动助理,那边有一个负责老师,我做他的配手,负责做一个小组助理。慧灵做的是社区化服务,带着成人去社区里做活动。我们带孩子去超市里购物,去乘公交车,去公园里散步,去老年医院跟老人聊天。

步入社会的课堂,是他们要学的知识。因为社会上的人对他们很歧视,我们一走路,人家就会回头看我们。我们做社区化推广,跟人们讲,这些孩子需要帮助,需要大家的支持。周围的社区态度特别好,老人或者年轻人会看到我们,会主动打招呼;我们的那些学员见到人家,都会主动跟人打招呼。像去超市买东西,开发票什么的,他们都可以去做。超市的阿姨看到,就说:“啊,你又来了,我帮你开发票。”社区的人也能主动地和这些学员互动了。

单位当时有一个香港理工大的社工叫裴小姐,我们跟她一起学习社工的理念。裴小姐是英国人,到香港理工大学读了研究生。在她的带动下,我和老师们一起学习什么叫社工。那时候才知道,“噢!社工原来是这样啊!”从2008到2010年,我们一起开始系统地学习社工,去参加社工资格考试。在慧灵,我从助理升到了小组负责人,后来我成了一名社工。再后来,我当了一个家庭的协调员,不在活动组里,直接去负责家庭。

我认为慧灵的那些孩子比智灵的孩子生活得更幸福,得到的爱更多,得到的关注更多。智灵的那些孩子们没有人关注,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可能放假了、过节了,爸爸妈妈拎点吃的过来看看孩子们,然后就又走了。慧灵的模式比智灵更好一些,他们把这些孩子真的当成人来看待,让社会上的人接触他们,了解他们,接纳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放在屋里,关起来。而且,孩子的家长没有放弃他们,每天接回去,每天送过来。也有一些家长因为工作关系,把孩子送在这边住四天,但是星期五就会接走。家长跟孩子沟通起来就比较多,对孩子的帮助会更多一点。


“妈妈,我不上幼儿园”


2011年5月,我的合同到期,我跟机构提出申请辞职。当时,我的第二个女儿天天正在上幼儿园,但她上幼儿园的那种纠结,还有回来跟我说的那些话,让我觉得,上幼儿园有那么恐怖吗?有那么可怕吗?

我每天下班回来都已经七点半了,奶奶去接她、去送她,我很少跟老师有互动。只是偶尔地跟老师聊一聊,看看她的情况。那段时间,她经常说:“妈妈,我不上幼儿园。”我每天下班,她都会说这句话,会说很多很多次,有一种恐怕明天把她送去上幼儿园的感觉。每到晚上我就说:“好好好,明天不上。”但她晚上睡觉,做梦都是说这一句话:“妈妈,我不上幼儿园。”

天天上的幼儿园是我们村最大的一个,也是我认为最好的一个,但她一直说不上。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她的性格问题,二是跟老师也有密切关系。我不明白孩子怎么这么纠结,于是特意请了个假,晚点儿去单位,我要去看看孩子为什么不喜欢去幼儿园,跟老师好好沟通一下。

我去的时候,大冬天早上九点多,就一个孩子、两个老师在教室里面:一个老师在那做十字绣,一个老师在那看书,她们离孩子非常远,小朋友一个人坐在桌子上面吃烧饼。看见我把女儿送过来,老师问:“天天吃饭了吗?”我说没有,老师就去盛饭,很久才回来,这个小朋友就自己一个人在那啃那烧饼。天天吃完饭我就走了,但我觉得老师应该坐在孩子旁边,就算不说话也要坐在一起。我的想法是,你应该给孩子接一杯热水,你可以不盛粥,但起码给孩子来杯热水。

我确实亲眼看见了,我从来没想过幼儿园会是这样的情况。送完天天上幼儿园,跟老师聊了一会,我就上班去了。我走了之后,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琢磨这些事情:如果我是一位老师,我肯定坐在孩子旁边看看书,而不是离他远远的,让他觉得有人陪伴。

又有一次,我去上班,幼儿园老师给我打电话,她说:“天天妈妈,天天尿裤子了。”我刚到单位,“唉呦!”我说,“怎么刚送到就给尿裤子了呢?那怎么办呢?”我只好对老师说:“那行,那您甭管了。”晚上等我回到家,我问:“天天,你今天尿裤子了?怎么处理的呀?奶奶没给送裤子。”她说:“我就在床上呗,中午老师还喂我饭。”

孩子尿裤子了,就要在床上待着,我觉得不可理解,我就明白了孩子为什么不愿上幼儿园。这次还好是尿裤子,那要是拉到裤子里呢?是不是就要光着屁股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可能是孩子缺乏温情,在那种环境下,可能跟老师的互动不是很好,觉得没有归属感,所以才不爱去幼儿园。

邻居的孩子经常跟我们家天天一起玩,她在另外一个幼儿园上学,我也去参观了一下。突然,这个孩子看到我就起身了,因为她看到熟悉的阿姨,她站起身,老师“咣”的一声,就把她按坐在椅子上,当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然后在幼儿园转了一圈,跟园长聊了一下。我说要给孩子找幼儿园,老师对孩子的态度应该温柔一些。园长就问说:“你说的谁呀?”我说:“我不提谁,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作为园长,您应该去多观察一下。”走了以后,我心想,园长肯定知道我看到幼儿园的一些情况来。

当时我想,反正合同快到期了,机构里也不会再有提升的空间,我就开始跟领导提我不做了。领导说:“那你得等着我找人,或者,要不给你涨工资?”我说:“可能不是涨工资的问题,我还是不想做了,我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想,还是下决心,自己做一个幼儿园吧。


行动改变观念


我开始在这个村周围的幼儿园走走看看,看完以后,我觉得天天幼儿园的环境,确实是老师们的普遍行为,还有办园的理念造成的。我想,能不能自己用行动改变一下这些观念。

决定以后,我在村周边找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都不合适:总觉得环境不行,这个村是一个城乡结合部的地方,要不就是建筑不够坚固,要不就是挨着垃圾池子,要不就是周围的环境真的很不好。最后找到了现在这地,心想:得了,就选这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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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所在的村子,北京五环外

我在这个村住了十多年,九九年刚来的时候,我和老公住在单位宿舍里,单位倒闭后,我就上这边来找房子,对这边特别熟。如果不熟,也很难在这开幼儿园。这儿有三千多户本地人,外地人是他们的十倍。北京本地人现在都楼上盖楼,外地人在这租房子。我头一年在这租房子,一间房可大了,十多平米才50块钱,现在500块都不给租。

2012年三月,幼儿园正式开始。那时租的一户人家房子,只有现在面积的一半大小;2012年底,我跟旁边的人家商量,把另外一边的房子打通,做了些装修。现在幼儿园一共205平米,一年租金七万。其中一家房子要到期了,房东说要涨房租,我还在想怎么跟他讲讲条件,不能今年涨,明年还涨,我承担不起。算上房租、水电、老师的工资这些,我们要招65个孩子,收支才能基本持平。

这个学期招生非常不好,到了截止日期,才72个小朋友。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招了至少85个孩子。这个不知道跟北京上学有没有关系,我跟协管员沟通时,他说部分幼儿园跟去年差不多,招生稍稍有影响,但不是很大,没有像我们今年差距这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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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入口处的牌子

我之前也听一些家长说,今年招生不是特别好,是因为四川那边的政策:如果在老家的学前班上学,就可以有学籍,可以在那上小学。我们的招生情况可能和这个有关系,因为这儿的小朋友,四川、河南的最多。如果本地的小孩在我们这上幼儿园,以后要上公立小学,对他没有影响;但就是外地的孩子不一样了,除非父母有社保,还有房东给的证件,有了“五证”才可以上学,像我们幼儿园,今年就有两个小朋友上了公立学校。我们家天天在公立小学读三年级,因为一直上社保,证件也齐全,又赶上有幼儿园的营业执照,那时候政策还没有现在这么紧。

现在幼儿园里70-80%的孩子都是我们这个村的;还有一些孩子,他们家离得远,家长会骑车送过来,路上差不多要花20分钟。一般情况下,我们一个班需要两个老师,小朋友的吃喝拉撒,都要负责。到了小班、中班、大班,孩子可以自己独立。托班的孩子是两岁半到三岁半,其实就是跟小班融合在一起教育,但是可能需要更多的照顾,我们也会感到非常吃力。有的小朋友睡觉习惯可多了,有个喜欢摸着妈妈的耳垂儿睡觉,有个摸着妈妈的头发睡觉,还有个孩子就躺在妈妈的肩膀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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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给小班上课的老师

孩子来了后,我们先让他适应。有的小朋友在家里没有养成睡觉的习惯,老师就要抱着他晃来晃去,睡着了再把他放到床上;有个小朋友摸着妈妈的头发睡,老师就把辫子放在那,自己趴在那儿,等孩子摸睡着了再离开;还有的小朋友抱着自己的小熊睡觉,我们跟家长谈,这样不行,尤其是在夏天,抱着个大熊很闷热,我们慢慢地撤离,孩子也就没有这个行为了。

记得有一个孩子,来的时候哭了三个月,刚开始我不能理解,照顾他可费心思了。老师一直抱着他,有一个月他不哭了。可是来了新的孩子以后,老师一抱其他孩子,他就哭。我跟他妈妈反映这事,她说孩子在家也会这样,因为他从小没有跟着爸爸妈妈,而是在老家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为什么他会这么撕心裂肺地哭?为什么这么不愿来幼儿园?其实就是没有安全感。爸爸妈妈都是过年过节那会儿回老家看看,他对他们没有太多感情。突然间,他被妈妈接到北京,接回来以后,父母也不跟孩子多接触,立马就送到一个陌生的幼儿园。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心里不安全。所以,我跟孩子的妈妈说,让她在家里多给孩子点爱,多陪陪他,幼儿园老师绝对百分之百地陪伴孩子。后来,他家长天天坚持送孩子过来,也不再哭闹了。现在,孩子已经上中班了,我觉得他是进步最大的,家长也是最满意的。有时候,我一开家长会就说,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付出的爱是最多的,所以孩子才愿意来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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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门外,检查手足口病

我自己可能有的地方做得也不好,幼儿园也许跟城里的还不能相比,但是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虽然我不跟社工接触了,不再做社工的工作了,但是我一定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的工作理念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当我的一个孩子流失了,我会想,为什么会流失?原因在哪里?可能会有孩子方面的原因,但我们这边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孩子才流失。我会和老师们一起去想,遇到问题也会跟老师沟通。


本地孩子VS外地孩子


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幼儿园有三个北京本地的孩子。怎么突然来了北京的孩子呢?我特别意外。那天,孩子的妈妈说他们是北京的,我就想,北京的孩子怎么会选择我这个小幼儿园呢?而且他们家在其他村,来幼儿园需要坐公交车,上学有些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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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抱新入学的北京本地小朋友

孩子叫豆豆,上托班时来的,今年就要毕业了。我记得他来的那一天是9月3号,正好他的三周岁生日。来之前,他妈妈无意中在车站捡到了一张幼儿园的简介,她看到上面的介绍,觉得我们的理念非常好,所以她就过来跟我聊。我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她听,我办园的理念,我为什么要开这个幼儿园,孩子来这里之后,我希望他们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于是,她就尝试带着豆豆一起来玩,观察了一星期,最后在孩子生日那天正式送过来。豆豆属于特别内向的男孩,要是他喜欢某个老师,就老跟在这个老师后面,其他老师不愿意接触。

第二个本地的孩子是豆豆的堂妹,家里人也一起送过来了。另外一个本地的小朋友是我们村的,如果他上村里的公立幼儿园,可以减免一半的费用,学费是1000元,按照本村孩子的费用是380元,比我们这里还要便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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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班的小朋友

为什么要送到我们这儿呢?以前我们这儿有个做饭的阿姨,只做了一年,她的儿子结婚,她就走了。后来儿子生了孙子,小孩长大了,她就送过来上幼儿园。她对我说:“小杜,我哪都不送,就送你这儿来,因为我在这待了一年。你说我要待一天两天,那你可能是伪装的,可能对孩子好是伪装的,但我在这待了一年,我能看得出你对孩子的好,送到你这儿特别放心。”

可能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感觉北京人有点懒,不会去凑时间捡周围的钱,因为我周围的朋友也真的是很懒很懒的。从教育孩子的角度来说,虽然每个家庭的教育理念不一样,但我们外地人真的赶不上北京人的教育,他们的孩子有素质,有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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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大班教室外

我觉得本地的北京人更关注孩子的教育,大班的两个本地小朋友,像豆豆和他的堂妹生活在同一个家庭里,哥哥看书看得非常非常多,来幼儿园以后会跟我分享很多东西。他不像我们这些外来孩子,蹬蹬蹬地跑,他们只要走路,就是跑,没有走路一说。要不就是大吼大嚷,要不就是打架。但是北京的三个小朋友,除了刚来没多久的托班的孩子,两个孩子从托班到现在,没有主动跟小朋友们发生过任何冲突和矛盾;就算发生了,他们也会自己去处理问题。

外来务工家庭的孩子们,平时就是打架,没有别的。要不就是我的东西,你不能动;要不给你,我就跟你抢,要不就动嘴咬起来,再不给就打起来。我建幼儿园是有教育目标的,我告诉孩子,他必须要有文明、有礼貌的。一般托班的孩子会打架,到了中班、大班,孩子们都没有打架的现象了,他们会自己用语言去说。刚来幼儿园的孩子,要不就是打,要不就是抢,要不就是咬,发生冲突往往受伤的全是托班、小班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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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小朋友讲《小泥人》的故事

家长们总是在说:“孩子在幼儿园的时间比在家里长,您一定要教育好。”其实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三岁看老”,三岁之后也需要有人来指导的,但前面这三年非常非常的重要。


“又不在你身边过生日”


我的大女儿灵灵三岁之前也被扔在老家,我想她坚强的性格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她不见了妈妈,也不哭,就一直找一直找,然后问姥姥:“妈妈呢?”姥姥就告诉她,妈妈出去挣钱了,给她买好吃的,她就不问了,乖乖地跟姥姥睡觉。等到两岁多时,姥姥就说要给她擦屁股,她不让擦,为什么呀?她说:“你甭管我,我自己擦,我学会了,要找妈妈去了。”

从一岁半到三岁,灵灵都跟着奶奶和姥姥长大,这两天跟奶奶,那两天跟姥姥,她的安全感也不够。记得我回去的时候,她管我叫“大姨”。我有个姐姐,回老家的次数比我还多,灵灵觉得我是她“大姨”。我觉得不对劲,孩子不会叫“妈妈”,叫“大姨”,没有把我当“妈妈”的感觉。这样长久下去是不行的,孩子就可能会对父母没有感情了。等她三岁的时候,我把她给接出来,但是又因为我的单位不稳定,又把她又送回去。那时候,我的单位在北海边,特别特别远,上下班特别晚,没人照顾孩子,没人去送她,也没人去接她。所以,我把灵灵送回老家去。过了一年,我觉得孩子没有父母在身边不行,必须把孩子接出来。灵灵在老家也上幼儿园,可是那么大的孩子,还往裤子拉尿。

我们大人就是这样:有时间就把孩子接出来,没时间就把孩子送回去。可是孩子呢?她没有权利决定,这样对她的成长很不好,孩子其实是最痛苦的。

四岁多的时候,我又把她接到北京。她五岁半上学前班,那时有校车接送的,我们不用管。从一年级到三年级这个时间段,都是爸爸接送。我跟灵灵她爸爸商量,让他自己做事情,不去单位上班。他自己就开始做装修,工作比较弹性,可以接送孩子。上了三年级之后,灵灵开始自己坐公交车来回走,那时候家离学校有五站地的距离。上六年级的时候,由于四川地震,北京所有的学校都要做抗震的巩固,她调了学校,离家不算太远,但是不方便。她自己坐车,坐两站地,走很远才能到家,都不用我们操心。

九岁时,灵灵跟我去青海帮忙带义工。当时我去青海开会,活动组的阿姨让灵灵跟我一起去,她可以带着我们的学员,也就是智障人士一起玩。正好放暑假,我就带着灵灵去了。我24小时都在开会,魔鬼训练似的。她跟阿姨做助手,和学员一起玩。我们家灵灵就看着那个孩子,跟她在一个被窝睡觉,她一点歧视都没有。初中毕业那年的暑假,她又来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在慧灵做了三个月的义工。其实她整个初中都是在老家读的,她12岁的时候,我又把她送回了老家。

她五年级的时候,我就提前跟她讲过,担心她上学跟不上,考大学考不上,初中要把她转回老家。我说:“六年级该选择回老家上初中,在北京这边可能将来考大学非常费劲,考不上。”她就问我:“我们同学怎么不回呢?”那时候可能同学的家长没给孩子说回老家上学的问题,孩子之间也没有谈论。但真正到了六年级的时候,有的家长开始选择让孩子回老家了。灵灵可能看到大家都这样,也就没有太大的反应。

但是当我跟她说回老家那句话的时候,正好赶上我生了天天,所以她感觉自己得到的爱被剥夺了一半。那段时间,她的叛逆特别特别严重,会因为一点很不值当的事就大动肝火,每次要破坏点东西,她才罢休。

又在一个青春期时候把孩子送回老家,我现在想想,觉得对她太不公平了。一个12岁的孩子,到了青春期,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但是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就是一门心思想着她怎么有个好学业,怎么能考上大学,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灵灵现在日本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她在那读语言,今年11月份考日本的大学。她喜欢环境工程,选了京都大学的环境工程这个专业。她也是无意之中,知道她的老师灰尘过敏,脸全是红的,特别受罪。她心里就觉得:哇!人竟然会对环境过敏!原来环境不治理,人是会过敏的。她跟老师沟通,老师说,再过多少年,所有人都可能会有这种病,尤其是现在雾霾越来越严重。

也许是那位老师的话打动了她,她就跟我说:“妈妈,这样下去不行,我要学环境学。”我想她是一时心动,没有太把她话当真,可她说:“我都上网查了都,我知道哪个大学环境工程好,我要去那读。”我想她是闹着玩呢,去日本读大学,语言都不会。结果她高三下学期来北京学了半年语言,开始申请去日本上大学,今年一月去了日本,六月通过了一次留资考试。

我觉得她自己都想好了,准备好了,我就不阻拦她。后来我跟朋友谈这个问题,朋友说挺好的,这么点儿的孩子,有这么一个大的想法,应该支持她。她听见到别人说对空气、对环境过敏,这么痛苦,还不敢挠,就这么难受,她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于是我就说:“那没问题,妈妈肯定要支持你的。”她爸爸刚开始也不理解,一次和朋友坐在一起吃饭,正好这个朋友的孩子也在日本。我们聊了下,爸爸觉得去那边读书还挺好的,也支持灵灵。

今年7月份,灵灵回来了一趟,她说:“妈妈,我的想法是正确的。”回来之前,她在那边打了一个月的工,好像挣了5000块钱,自己买了飞机票回来,还给大家买了礼物,然后自己出去玩了一圈。她说:“你只管我学费,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你放心。”灵灵就是就这样的,她自己努力打工,努力学习。为什么要考京都大学呢?日本的公立大学,一年学费才两万人民币,比私立大学要便宜一半,所以她自己也说要再努力一把,考上京都大学,把这两万块钱学费省下来。如果在国内上大学,比如上三本,上专科,学杂费应该差不多。

18周岁生日那天,灵灵不在中国,她走之前就说:”完了,我又不在你身边过生日。”于是,我就开始准备她的生日礼物。当我把礼物寄到日本,她都觉得意想不到,她说生日礼物太感人了。礼物其实就是我写的东西,从她一周岁的生日,到她18周岁的照片,她的人生经历,一段一个照片,一段一个插曲。她说:“妈妈,看得太感人了。”

灵灵从小的经历让我决定,12周岁以前绝对不送小女儿回去读书,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但是高中就得回老家了,不然怕她考不上大学。留守儿童有很多问题,我始终跟家长们说:“我们再苦再难,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大家可能是为了挣钱,把孩子扔到老家里,没有考虑到孩子的感受。孩子就像一个东西,被我们扔来扔去,弄来弄去的,所以他们才会没有安全感。”


作 者:韦 伟
摄影师:何里仁


注:本文中的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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