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No.2 | 他们的十二岁

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气温超过30度。上午10点还不到,我在直径不超过两百米的学校操场走了一圈,感觉被太阳关照更多的右边头发出现了烧烤的味道。而学校水泥地的操场中间已经整齐的站了好几个班的学生。今天有爱心基金会给孩子们带来了儿童节的礼物,他们正在操场上进行爱心捐赠仪式。校园里,儿童节的气氛浓厚,能看到为明天表演还在排练的学生和为表演舞台做布置的老师。

我在这样一个氛围很好的日子里,“煞风景”的采访了我们所追踪班级的最后一位学生和家长。终于在六一前,全部完成了班级44位(上期推送后新转入一位)学生家庭的采访工作。

与孩子们欢欣准备六一的心情不同,他们的家长更多的正处在矛盾和纠结中。因为这个夏天他们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短期会影响孩子未来三年的上学,而长期则会影响孩子未来的中考、高考,甚至更远。

我们所追踪的44位学生中,目前已确定毕业要回老家上初中的有25人,要去河北的3人,要留在北京的5人,还有1人将去父亲的老家山东(非户籍地)上学。而剩余的10位学生家长则还在“返乡”与“留下”间犹豫不决。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次的数据与我们在4月底第一篇文章中公布的数据有所变化(4月数据:27人返乡;9人留京;7人未定)。家长们的心似乎在孩子愈临近毕业时,愈发摇摆和犹疑起来。而在返乡和留京之间,还开始出现了第三种选择:让孩子去临近的河北上初中。

家长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这些决定和孩子们自己的期待一致吗?故事有点长,我们慢慢讲。

妈妈的遗憾

2005年初,19岁的陈秋菊(本文人物皆已做化名处理)在老家河南刚结婚就和丈夫北上了。来到北京的他们没有加入“外来打工者”的大军,而是选择在海淀区的一所大学里承包了一个报刊亭。陈秋菊怀上大儿子李从乐后,就独自回了河南老家。在儿子快两岁时,陈秋菊回到了北京丈夫的身边,将儿子留给了爷爷奶奶照顾。转眼,李从乐8岁了。老家的爷爷奶奶不识字,在学习上管不了他。孩子心性贪玩儿,学习成绩不好,陈秋菊就将儿子接来了北京。那是2013年。那一年,北京对非户籍儿童进公办学校就读的政策还相对友好。陈秋菊托人送儿子进海淀实验三小。但在入学考试的时候,李从乐考的不好,老师说你在外面复习一年,明年再来吧。没想到第二年开始北京政策转变,公立学校进不去了。就这样,李从乐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继续读了下来。

来北京之后的李从乐,学习被妈妈管的很严,可成绩一直不理想。陈秋菊一提起儿子的成绩,就要生气发火。她还请了个大学生家教,盼着儿子能将成绩补上去,回老家后考进一个好点的初中。提起李从乐上初中的问题,陈秋菊很笃定,是一定要送儿子回老家读寄宿学校的。“因为他的学籍在老家,迟早要回去的。而且老家的寄宿学校管的严,能让他抓点紧,在这儿上下去就是害他。”陈秋菊说。对于回老家上初中,李从乐自己也是愿意的。据他说想回老家是因为学籍在老家,反正在北京也上不了初中。

而对于李从乐回老家后的其它安排,陈秋菊仍然很踌躇。北京是一家人的生活来源,陪着李从乐回去读书是不现实的,只能让他自己回去。可她也十分担心,孩子回去县城上寄宿制学校,离爷爷奶奶很远,老家学校的那种快节奏,不知道他能不能受得了。

陈秋菊说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李从乐从小带在身边,因为当年自己年纪也小什么都不懂。如今,她希望这种遗憾能在小儿子身上得到弥补。可提到小儿子将来上初中的事,陈秋菊说,“没有北京户籍,还是要走他哥哥的老路。。。”——走哥哥的老路,那母亲的遗憾算是补上了吗?补上了自己不带孩子在身边的内疚,但制度制造出来的分离,陈秋菊补得上吗?

我想回老家,可是我只能留在北京”

2016年,在陕西老家读四年级的孙念念被奶奶接到了北京。在孙念念来北京前,奶奶让在北京工作的女儿打听了进公立学校读书要办理哪些手续,大女儿很快找到了相关规定信息。

  1. 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
  2. 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
  3. 全家户口簿
  4. 北京市居住证(或有效期内居住登记卡或暂住证)
  5. 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

短短的“五证”,展开后是繁复细碎的。别的不看,仅仅如下两条,就令奶奶放弃了让孙女进公立学校读书的想法:

1、需要监护人出具劳动合同、社保证明(2016年3月至5月3个月间必须连续缴费,补缴无效)。

2、申请人租住房屋的,应提供规范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房主房产证、房主身份证和出租房屋纳税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所租房屋应为住宅性质(截至2016年8月31日,租期及出租房屋纳税证明均应满三年)。

念念奶奶今年54岁了,除了照顾外孙和孙女,还找了个小时工的活。工作不稳定,劳动合同和社保是奢望。

就这样,孙念念被奶奶送进了西三旗的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到2017年年底,念念就读的那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被拆,班上同学基本都回老家读书了。2018年初,念念转来了现在的这所民办学校。

在新学校里,性格腼腆文静的念念很快就交到了好朋友。小姑娘们偶尔会聚在一起聊毕业后的打算,念念知道了她的好朋友们都会回老家。可念念知道,自己是要留在北京上初中的,虽然她也很想回老家。

念念很少提及自己的父母,说的最多的是奶奶。念念的父母在十八九岁的时候打工认识,很快就结婚了。念念出生后,父母将她留给了爷爷奶奶照顾,他们继续外出打工。年轻的夫妻还不太懂得婚姻的经营之道,从开始的总是吵架、到分居,2017年他们离婚了。离婚后,他们更不管孩子了,小到学费,大到去哪儿上学都由念念的奶奶独力承担。

奶奶不能陪念念回老家上学,可老家也没有其他亲人了,念念只能留在北京上初中。奶奶知道留在北京将来是不能考高中上大学的,但是没办法,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提到未来,念念面对我们的镜头,对未来的自己说:“希望未来的我上完大学,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有自己的朋友,最好能实现我当演员的梦想。”镜头后的我,说不出一句附和的话。我知道,这个小姑娘的大学梦大抵是很难实现了。也许我们还可以抱一点奢望,奢望经受了生活磨难的孩子,被我们的政府和制度温柔以待。不论家庭背景和条件,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无所谓的选择

去孙俊峰家家访是一个周六的下午,手机导航提醒我们已经到目的地附近了。但我们在这片紧密的居民区转悠了很久,一直找不到地方。突然抬头就看到了孙俊峰站在一个老旧两层楼楼梯的栏杆旁。从下往上看,孙俊峰显得更高了,他笔直的站着和我们打招呼,动作幅度很小,嘴角牵起微小的弧度。孙俊峰把正在午休的爸爸从床上拖起来,孙爸爸脸上有掩不住的倦意,裂开嘴角和我们打招呼,声音嘶哑。

孙爸爸在麦当劳做外卖员。全年无休,最近的晚班,要从下午4点工作到凌晨2点。繁重生活的痕迹在孙爸爸身上显露无遗。他1989年来北京打工,至今已经29年了。在这期间,大儿子和小儿子都在北京出生长大,也都在民办学校上的学。

孙俊峰幼升小那会儿,是有机会进公办学校读书的,只是要交借读费,而且公立学校要买校服,放学很早,每天还要接送什么的。孙爸爸觉得太麻烦没送他去,孩子就一直在民办学校上。

孙爸爸对孙俊峰的期待是能考就考,学习不行也不强求,毕竟学习是自己的事情。所以提到上初中这件事,孙爸爸觉得在哪儿上都行。回老家的话就在镇上读寄宿制学校,学校里也有食堂,能解决吃饭。周末放假的话,就在学校待着,寒暑假还可以来北京。孙爸爸觉得孙俊峰这么大了,生活这些都可以自理,不是很担心他回老家的生活。在北京上的话也行,要读高中了,到时候就回老家考,考不上就再说。

也许是孙爸爸的态度影响了孙俊峰,孙俊峰对在哪儿上学也无所谓。他只是觉得同学们都回去了,自己回去读的话可能更好一点。


今天,我们的社会好像默认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生存法则。可是一条起跑线,是站不下全中国的孩子的,总有人要落后一些。然而,在已经落后的孩子们的跑道上,还有更多“人为”设置的障碍——这些障碍,是会是拖住他们,还是会最终绊倒障碍的设置者呢?孩子们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反复权衡后作出决定是否会如预期般顺利?孩子们学籍能顺利的转回老家吗?没办学籍的孩子学籍能补办吗?回老家后能顺利找到接收的学校吗?他们能顺利的新学校的考试吗?下一期内容,我们会将目光聚焦在这批“返乡”的孩子们身上。

感谢你的关注!


新公民计划自2018年3月起启动了 “流动儿童小升初团体追踪”项目。在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我们将通过实地的观察、访谈和问卷,追踪记录北京1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六年级毕业班的孩子,在十二岁这一年发生的故事。

我们将会以视频、文字为载体,持续更新发布追踪的内容。我们的追踪和记录工作已经得到了他们父母的同意和支持,而故事中所有的地名、人名都会被化名处理。希望你与我们一起关注他们。因为这群十二岁的孩子,这群在十二岁时就需要在家庭和学业中做出抉择的孩子,只是中国超过1亿有着同样困扰的受流动影响儿童的一个切面。他们遭遇的困境令人心疼,而他们在面对困境时展现出的坚韧,是鼓舞我们要为他们做些什么的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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