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No.6| “我的好日子到头了”

作者:何冉

11月中上旬,全国的小学中学陆续迎来了期中考试。从北京的小学返回老家的初中独自念书的孩子们也迎来了第一次重要的考验。

他们满意自己的成绩吗?他们远在北京继续务工挣钱的父母们感到满意吗?还有那些选择了留在北京继续就读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基本意味着已经放弃了大学之路的孩子们,他们又是如何度过自己的期中考呢?

1。两组数据:返乡组与留京组

“我的好日子到头了”,这是路军得知自己期中考试成绩后的第一个反应。他不知道的是,与他一样选择了返乡读初中的25个小学同学中,有6人比他更“惨”——他们的成绩直接掉进了班上的倒数十名之内(班级人数基本为50-60人)。返乡读书的25个孩子中,仅有1人考进了班级前十,7人考进班级前二十。几乎所有孩子的班级成绩排名都与在北京时有所下降,其中超过一半同学的成绩下降幅度达到15个名次。

与此相反,留在北京原学校上初中的14名同学中,有8人的班级总分排名进步了,其中3人的英语和数学成绩进步明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进行的满意度调查中,返乡组学生及家长整体不满意程度要远高于留京组的学生及家长。

△ 满意度调查

造成返乡和留京两组学生成绩对比如此之大,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对比反映了他们真实的学习情况吗?

根据同学们的反馈,我们将返乡和留京两组同学的平均课时数、平均写作业时长等情况做了如下对比:

△ 返乡组与留京组对比

从上面的对比可以看出,返乡组学生明显每天的学习时间更长、作业更多、老师也更加严厉。可在这些数据背后、在分数背后,我们还想要了解孩子们和家长们更真实的想法。

2。“小孩子挨点打,都是正常的”

开学后的第一次月考,苗苗数学只考了66分。这是她上学以来,考得最低的分数。在北京时,她曾是班上的“万年第一”。学习考试对她来说,是件轻松容易的事情。

妈妈让她总结数学没考好的原因。苗苗说很多题目是老家六年级的题,而老家六年级的教材和北京不一样。老家是上海出版的,北京是人教版的。

妈妈对苗苗的总结不太满意,认为孩子应该更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也应该更加努力。

可是,还要怎么努力呢?

在老家的学校里,苗苗除了课间去卫生间,其他时间几乎都是“钉”在座位上的。语文、数学每天有两本练习册要写,英文还要再加一张报纸,她每天写作业都要超过3个小时。有时候晚自习写不完,苗苗就把作业带回寝室,等熄灯后,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继续写。




△ 与返乡组孩子的聊天记录

英语曾经是她小学时最喜欢,也是最擅长的科目。这次期中考,她的英语考了144分,离满分只差6分。然而她现在最怕的就是英语老师上新课。只要上了新的内容,第二天就一定会有单词默写。默写错一个就要挨同学的一耳光,如果打你的那个人也错了,你们就可以互相煽对方耳光,相互惩罚。有时候,老师也会让学生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且要打出声来,不然,老师会亲自动手。苗苗自己都记不清煽过别人、煽过自己多少耳光。英语老师的严厉,让苗苗在学校里听到她的声音就害怕得绕道。

除了英语老师,别的老师也有各自的惩罚方式。

这次期中考试的数学苗苗说她没考好,“最后一道大题12分,我没写。老师之前讲过那道题,但考试时我就是想不起来,越着急越想不起来,下课铃响交卷的时候,我想哭……”结果成绩出来,苗苗的数学只考了91分(满分150分),勉强及格,她为此挨了数学老师的板子。

我问苗苗是否能接受老师这种“严厉”的管理方式。苗苗说,开始的时候她也不习惯,但后来发现,学校老师好像都这样,而且班上学习最好的同学也要挨打,就觉得也还好了。

妈妈也知道苗苗在学校被体罚的事情。但妈妈说:“老师管的严,负责任,这样挺好的。小孩子挨点打,不在伤命的地方,都是正常的。”

苗苗的老师经常在班上强调,初一是用来打基础的,如果初一学习不刻苦、不努力,初二肯定跟不上。苗苗的寝室住着4个女生,有两个都是学霸,每次考试都比苗苗分数高,这让她感到压力很大。这次苗苗的总分排名全班第13,年级排名第110名。下下周,又要月考了,苗苗这次的目标是希望可以考进班级前十。

3。“不要拉低了班级的平均分”

路军这次的期中英语考了91分(满分100分),可数学和语文都没及格。班主任给路军的妈妈打电话,建议妈妈送路军去补习,争取在期末的时候不要拉低了班级的平均分。

路军在老家上的这所私立初中,以升学率和老师的严格而闻名。学校通过一系列的奖励机制,调动老师狠抓学生成绩的能动性。老师的工资由底薪、课时费和奖金组成。底薪是固定的,班主任会再加一点津贴,只有奖金才是老师拿高薪的唯一路径。

学校每个月都会月考,考完之后以学生的成绩评价老师的绩效奖金。班上出一个年级第一名加300元、第二名加280元、依次顺延直到第十名加50块。班级总分平均分最高奖600元,第二名500元,依次顺延。一个老师最高一个月可以奖三千多块。这样的激励机制,使得学生成绩成了老师眼里唯一的考核标准。

路军平时要住校,在学校期间不能出校门、不能带手机,连与北京的父母通电话都要通过老师。在班上,同学们开口闭口都是作业、考试,没什么别的话题可以说。老师除了上课讲题之外,说的最多得就是“别的班孩子多听话、多努力,我们班最难带”。

路军每天要上13节课,除了一周一节的体育课之外,几乎没有在操场上活动的机会。路军每天至少要写5张试卷,做错的题目则要被罚抄。如果当天的作业没有做完,第二天会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被骂得“狗血淋头”。

路军说回老家之后,感觉自己和社会脱节了,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上课、做试卷和做试卷。他有时看到留在北京的同学在群里聊天,觉得很羡慕他们。

这周末,路军就要开始上补习班了。关于报补习班的事情,路军没有再向妈妈抗议。回老家上学之初,妈妈就想给路军报补习班。妈妈那时说,路军在北京的成绩就只是中下游。老家的考试难多了,不补习他肯定跟不上。可路军非常抗拒,也答应妈妈自己一定好好学。但现在,路军知道妈妈不会再给他机会了。他说,“我的好日子到头了。”

4。只公布分数、不发试卷的考试

苗苗和路军的遭遇只是25个返乡学生的一个切面。这些返乡读书的孩子们都在孤独地承受着超强的应试压力、超长的课时、超负荷的作业和超激烈的同学竞争排名。更严重的是,在我们追踪的返乡学生中,80%面临着学校超严厉的惩罚机制,包括体罚。而他们留在北京的同学们,又在遭遇着另一场截然不同的“体验”。


△ 北京XXY学校

XXY学校,是北京幸存的百所打工子弟学校中,少有的还带有初中部的学校。即便这样,XXY学校的初一年级也只招到了21人,初二和初三年级合计人数不到60人。

学生人数少,学校为了减少成本,将初中的老师都是一个人掰成好几个人用。初中部的每一个任课老师都要跨年级的兼顾好几门课——语文老师要带历史、政治,数学老师要兼生物、甚至是体育。有好多次,我从初中班级门外的走廊上经过,看到老师累得趴在讲台旁的桌子上休息,让学生们自己自习。课堂上,常有请假结伴去卫生间的同学一去就是一节课。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有超过57%的学生承认自己每天不做或是不能完成家庭作业。

XXY学校使用的是人教版的教材,和北京公立初中的版本不同,这也是为了迎合大多数学生老家的教材版本。初一年级开学后也有月考,试卷是任课老师自己出的。可每次考完,老师只公布分数,从来不发试卷,学生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为什么错了。向家长公布的分数中,除了4-5个完全连作业都不做的学生外,其他学生的分数都不会太低。

XXY学校老师的工资是按底薪+课时费拿的,承担的课时越多工资也就越高。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没有北京学籍,无法在北京参加中考。没有了升学考试的压力,学校老师的工作变成了拼时长、拼体力的活儿。没有应试的压力,学生好像更自由、更喜欢学校生活了。

在我们这次的调查中,班上有超过62%的学生觉得留在北京上学更好。他们对被送回去老家留守和念书的同学们表示“同情”, 认为他们“很可怜”。

05
不同的人生轨道

在描述了留京学生和返乡学生不同的学习状态后,也许你也和我们一样已经意识到,把他们的成绩放在一起比较是不合适的。不同的考题、不同的学习氛围、不同的竞争对手。也许,从这些孩子的父母决定让他们留下还是返乡读书的那一刻起,他们的人生就已经拐进了不同的人生轨道。

11月20日,微澜图书馆结合联合国的国际儿童日开展了“孩子的权利”手抄报秀一秀活动。在我们给孩子们分发的文字素材中,有对儿童权利的基本描述。我疑惑,当孩子们读到“儿童需要得到慈爱和了解,应当尽可能地在其父母的照料和负责下,享有精神与物质上的保障的气氛下成长。儿童有受教育之权,其所受教育至少在初级阶段应是免费的和义务性的”这些文字时,他们是否真的明白这段话的意思。

无条件享有免费的义务教育权利,尽可能的让孩子在父母的身边长大,这些早已成为国际公认的保护儿童准则了。可是直至今日,我们还有超过260万的流动儿童无法在居住地进入公立学校就读,超过6000万的留守儿童不能在父母身边成长。“慈爱”和“了解”,离他们似乎无比地遥远。

也许,很多人都经历了教育之殇、看见了流动留守之苦,也明白问题不是一日形成,解决也不是朝夕间的事。但身为这个领域之内的工作者,我总是希望,我们的速度能再快一点,能赶在更多的孩子内化“不公平是正常的、体罚是为我好”这样的价值观前,让他们享有属于他们的权益。不然,未来社会秩序的基石会是怎样,我无法想象。

往期回顾

本文是流动儿童返乡追踪《他们的十二岁》系列文章的第五篇,如果您想了解我们返乡追踪系列的故事,可点击链接浏览以下五篇文章。
第一期:追踪 | 他们的十二岁(一)
第二期:追踪 | 他们的十二岁(二)
第三期:追踪 | 流动儿童返乡升学突围战
第四期:追踪 | 新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你们适应了吗?
第五期:追踪 | 从“流动”成为“留守”

编者按
“新公民计划”自2018年3月起,通过实地的观察、访谈和问卷,追踪记录着北京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43名六年级毕业班学生在十二岁这一年发生的故事。

我们以文字和影像为载体,持续更新和发布追踪记录的内容。我们的工作已经得到了学生家庭的同意和支持。故事中所有的地名、人名都经过化名处理。

希望你与我们一起关注他们。因为这43名十二岁的孩子,只是中国超过1亿受流动影响、成为了城市边缘儿童的孩子们的一个切面。他们个体承受的苦难,是时代的苦难,是社会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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