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低端人口”中的孩子

作者:岳毅桦

杨雨潼,1岁
刘浩铭,1岁
暴育铭,2岁
张浩奇,3岁
张文杰,3岁
王馨玥,4岁
杨昊泽,6岁
张俊杰,11岁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新建二村聚福缘公寓发生火宅,19人死亡,其中有8名儿童,姓名如上。

2年前,2015年3月4日,昆明市官渡区农产品商贸中心发生火灾,13人死亡,其中有2名儿童,姓名不详。

3年前,2014年1月12日,广州市白云区沙涌村1栋6层出租屋发生火宅,6人死亡,其中有3名儿童,姓名不详。

4年前,2013年12月11日,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根竹园荣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发生火宅,16人死亡,其中有3名儿童:李逸敏,1岁;李国泳,2岁;陈柔萍,5岁。

4年前,2013年11月19日,北京市朝阳区小武基村一库房发生火宅,12人死亡,其中有9名10岁以下的儿童,姓名不详。

6年前,2011年4月25日,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街三村一栋4层出租屋发生火灾,18人死亡,其中有2名儿童,姓名不详。

这些都是发生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即所谓“低端人口”聚居社区中的灾难。其中受难的儿童绝大部分即是我们常说的“流动儿童”。他们的户籍在农村或小城镇,他们跟随进城务工的父母来到甚至出生在大城市的边缘。他们“幸运地”没有成为留守儿童,得以在父母的身边长大。然而,他们特殊的困境,即使是在聚福缘火灾后舆论中涌起的对“异乡人”、对“被清理人口”的关注中,也依然是容易被忽视的。

这些城市边缘的孩子,他们在北京周边数百个村子中的“聚福缘”公寓和出租大院中的生存环境是怎样的呢?

首先是狭窄和逼仄的。

在东南四环外的小武基村里,我的邻居高天和高亮(化名)一家4口住在10平米的一间房里。高天12岁,弟弟高亮10岁,两人的户口都在妈妈的老家湖南醴陵,可两人都是在小武基村的这间小屋里出生和长大的。他家只有朝北的一扇窗户,可因为临街,夏天时倒也有光亮能照进屋里。屋里为兄弟俩搭了一层小阁楼,两人睡上面,父母睡下面。电视机放在下面大床的床尾,床头边有一张圆桌,兄弟俩平常就坐在床边在桌上写作业。一家人吃饭时,也得有人坐在床边,再加两个圆凳。屋里虽然有自来水,可炒菜的炉灶放不下,所以在屋外用木板搭了齐腰高的一个小棚,能放煤。煤炉就放在门外小棚边,做完菜拿进屋也方便(去年开始不让烧煤,小棚也被要求拆了)。上厕所得去村里的公厕,出门左转的那个近一些,可没灯,也赃,一下雨就没处下脚;右转有个稍微干净一些的,可就是远点。父母难免有时在屋里起了争执,高天高亮就在门外晃荡等着。还有一次,高天在学校和同学打架,被他妈说急了,第一次“离家出走”,去同学家待到10点,回家后不愿意进屋,就在门外他妈妈平常开的“摩的”里睡着了。

8岁的曹雪(化名)家在我对面,她有个20岁的哥哥,去年刚结婚。她和爸妈、哥哥嫂子都住在一间屋里,一张搭的大床占了屋子的大部分面积,床上用帘子拉着做区分。曹雪的爸爸平常为村里的小商铺送啤酒,所以屋里能有空的地方都堆上层层叠叠的啤酒箱子。她家的屋门虽然朝南,可房东盖的屋檐太长,阳光总进不去屋里。每天放学,曹雪就端个小板凳在门外的屋檐下写作业。

和曹雪家隔了两间屋子的谭宇飞(化名)也是喜欢常来书社找我的孩子。谭宇飞7岁,刚上1年级,和他哥(12岁),他爸妈也住在一个开间的屋子里。谭宇飞的妈妈喜欢收拾,屋子虽然也不大,可是干净整齐。他妈妈还在屋外搭了个竹架子,架子上种了爬藤的瓜。谭宇飞有一次兴奋地来叫我,让我一定跟着他回家看一眼。原来他终于成功的將一个嚼过的泡泡糖从屋子的门把手一直扯到了放在屋子最里面的电视机上,拉成了一条丝。他让我去见证他的成就。

还有已经回老家读初中的张方(化名),他二年级时被父母从河南老家接来北京,在村里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读了4年。他5年级暑假时,我们一块出门去逛博物馆。坐公交车经过前门大栅栏时我指给他看说那是北京的老房子。他告诉我刚来北京时他觉得北京好小啊。我开始没懂,后来明白了他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家在小武基村里租的那间房。他的爸爸白天在小武基村附近的一家做不锈钢的工厂里工作,晚上在乐购超市里做理货。

是流动与迁徙的。

生活在城市边缘的这些孩子,很多都有过丰富的搬家和长途迁徙的经历。

5年级的李根(化名)说自己家搬来小武基村之前住过官庄村和陈村,他是东南四环拆迁发展活生生的见证人。

4年级的魏阳(化名)家在去年冬天从大院里的平房搬到了街对面的2层公寓。他的爸妈在大洋路的农贸批发市场卖豆芽,每天半夜出门忙到第二天中午回家睡觉。下午两个儿子放学回来一家人一块吃个晚饭。魏阳说公寓的房间比原来要贵不少,但是之前住的地方太冷了,作业都没法写,冻手。

还有欣欣(化名),他3年级时有一次和我一块出门去参加跳棋比赛。那次我找了个朋友开车送我们一程,因为人多,后座上坐了4个孩子。经过长安街的红绿灯时,远远看见有交警,我开车的朋友扭头交代他们待会过路口的时候最好把头低一下。欣欣立马麻溜地钻到座位下的夹缝中,他说自己每年回家坐他爸开的货车都要这样,早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1年级的陈海涛(化名),因为上的民办学校没有学籍,父母正考虑第二年將他送回老家读寄宿。出生在北京的他对于“学籍”、“户口”和“老家”这些词汇感到迷惘。有一次他和一个2年级小武基村本地的孩子付付(化名)争论是有老家好还是没有老家好,两人跑来问我为什么付付不用回老家。我尽全力解释了之后,陈海涛问,“那付付就是因为不用每年回老家所以才长这么胖的咯。。。”

但也是温暖与完整的。

这些孩子在城市边缘的生活是超出很多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中城市人的想象的。脏乱差不是一组贬义词,而是对他们生存环境的客观描述。5岁的孩子在大小车辆穿梭的街道边踏着滑板车,一个库房被推倒后留下的废墟是他们的乐园。废弃的马赛克瓷砖样品、还能喷出一点泡沫的灭火器都被视作珍宝。大约半个月前的一个周末下午,我的房东清理在院子外人行道上堆放了一年多的旧装修隔断板。一层层的大板子被拖走后,地面上薄薄的一层渣土中涌出成群结队上百只拇指大小的蜘蛛向外四散。围观的孩子们一片惊叹,大一点的兴奋地跺脚围剿那些蜘蛛,小一点的抢不到位置下脚,就到渣土中翻找平常我们在板子旁边下棋时掉落下去的各种棋子,然后兴奋的拿来给我。我接过那些裹着“肥沃”的黑色渣土的棋子,眼前晃动的就是电影“长江七号”中徐娇与周星驰在那所废墟上的房间里拍蟑螂的画面。

如果留在老家,绝大部分的孩子不需要与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卫生条件等也会有很大的改善,能上公立学校,有学籍,家庭也不需要再额外负担每学期3000-5000元的学费。为什么这些孩子还要留在城市、生活在城市边缘呢?因为这里有父母!因为这里有同样是离乡背井,只为了收入能多一些、为了家人的未来能再好一些,而努力工作着的父母!

如果你亲眼见过他们、认识他们,见过3岁的圆圆(化名)气嘟嘟走出院子用还说不完整的话抱怨妈妈下班后没有给自己带好吃的;见过11岁的张宇(化名)天黑后还坐在书社外的大桌子上望向村口,想等着下班经过的妈妈一块回家;见过和朋友一块玩疯而摔了一跤的王建豪(化名)在回家前仔细地用抹布擦拭自己的羽绒服、研究怎样用头发遮住额头上的伤口可以不被妈妈发现;听过周末去父母在大洋路的摊位帮忙回来的魏阳(化名)和哥哥兴奋地讲述家里的生意;见过院子里两个妈妈为了3岁孩子间的争执大打出手,你会明白、会理解这些家庭的选择。也许这些父母大部分并不擅长家庭教育,但他们的孩子,与父母在一起时有过的依恋、受过的委屈、心中的安定,这不才是童年该有的感受吗?与父母在一起的才是“孩子”,与孩子在一起的才是“父母”呀。

生活在北京的这些孩子,有很多从未曾有过机会逛一逛这个国家中心文化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中的博物馆、展览馆和各种公园。有一年的国庆假期,赶上大雾霾,院子里李薇薇(化名)的爸爸在自己放假的一天,带着5年级的她和学前班的妹妹从东南四环骑电动车走长安街到天安门前逛了一圈。来回30多公里的路,两个孩子一个坐在后座,一个站在前面的踏板上,去看了一眼雾蒙蒙的城楼和广场。健康吗?重污染天出门太不健康了,尤其是对孩子。好玩吗?李薇薇回来告诉我说不好玩。可这是一个父亲和女儿们在一起的经历,是一个忙于生计的父亲將孩子留在身边时才能拥有的共同回忆。

谁在大量制造“留守儿童”?

这次因1118大兴火灾事件而起的对违建房屋的大清理,实质上造成对外来务工者的大驱逐,没有人能统计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受到影响,没人能知道这其中又有多少孩子在寒冷的冬夜无处安眠,因为搬家到六环之外而使上学之路遥远曲折,甚至因此而被迫辍学。

可以想象的是,居住成本、通勤成本的进一步上升,可能迫使大量的父母不得不將孩子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这些父母为了將孩子留在身边付出的各种辛酸和努力,在政府的一纸文件和一场“运动”前,显得多么地徒劳和虚无。

1953年香港的石硖尾寮屋(简易房屋)区大火,导致5万多居民(主要是难民和贫困者)无家可归,从而启动了政府为满足中下收入人士房屋需求的公屋计划。2003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发生火灾,受难者大部分是黑肤色的穷人,政府开始为高风险人群提供系统性的教育课程,内容包括如何安全的看护孩子,家庭防火,厨房防火等等。而2017年北京的新建村聚福缘公寓大火,我们的政府因此启动的是什么呢?

这些跟随务工的父母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收入最低的阶层的孩子,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可能满足政府要求提供的劳务合同原件+社保+租房合同+租房完税证明+安全责任书+房东知情同意书+水电费发票+与实际居住证明地址一致的居住证等等材料,他们从来没有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过居住地的教育资源。而现在,是连自费上那些软硬件设施、师资力量都极其薄弱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机会都没有了吗?

在从2010年左右开始延续至今的打工子弟学校拆迁大潮中,我们已经看到政府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工作“手法”,从曾经简单粗暴的一纸拆迁令而招致家长群体的发声和媒体的关注,到如今缜密布置、不留纸面证据、从各个角度“合法化”自己的行动和分散瓦解受影响的弱势群体。我们的政府在化解一切可能“不和谐的声音”时总能展示出惊人的“高效”和“智商”,而在制造“战栗的民众”时也常常展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懒政”和“蠢政”。

善待自己的人民,善待孩子。

*本文感谢康景淳帮助搜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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