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即将过去的一月，我们从诸多的新闻和热点中拣选出“反向春运” “儿童福利司”“随迁子女教育”“打工子弟学校”四个关键词，记录这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现象或政策，洞察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
每一个不经意间涌现的社会现象，每一条政策法规的制定，事物的消亡与新生，与亚马逊热带雨林中的蝴蝶扇动翅膀一样，影响生活中的每一位。思想常新，时代恒新，我们希望借由这些焦点政策的回顾，与普罗大众一道群策群力。
1。反向春运
图/互联网
“反向春运”指年轻人将老将的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年，节后再返乡。
“反向春运”的背后，与火车票“一票难求”或返乡机票太贵密切相关。正如评论所说，“反向春运不失为一种理性的操作”，“反向春运”不仅让年轻人避免了在繁忙工作期间排队、刷票等烦恼，同时“反向春运”航班普遍相对返乡更占优势。
因此，春节到大城市团圆，这种省钱又尽孝的“反向团圆”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成为不少在城市打拼的80后、90后陪伴父母过年的妙招。
在反向春运和旅游过年的热潮的带动下，北京、上海、广州等往年被称之为“空城”的城市人气在很大程度回升，新一代的务工者、小镇青年不再那么热衷于回乡过年，城市承载了越来越多人真正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一个打工、赚钱的地方，对城市来说，如何推动供给侧改革，持续为新增人口提供公共服务，也是需要持续应对的挑战。
详情见：李勤余《“反向春运”怎么样，还得由大家说了算》，光明网，2019-01-11
2。儿童福利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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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在2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政部机构改革设立儿童福利司，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按照民政部的说法，该司得“负责拟订儿童福利、孤弃儿童保障、儿童收养、儿童救助保护政策、标准，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困境儿童保障制度，指导儿童福利、收养登记、救助保护机构管理工作”。从职责中已指出的“孤弃儿童”、“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的群体以及收养、救助等特殊的领域来看，“儿童福利司”所服务的对像似乎并不是所有的孩子。
尽管中国的留守儿童不在少数、孤儿弃婴极为常见，各种类型的“困境儿童”或许更多，如《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显示，中国的留守儿童有6877万，流动儿童有3426万，像“冰花男孩”那样生活在农村贫困地区的儿童约有4400万……但问题是，新成立一个“儿童福利司”就能减少这些可怜孩子的人数，并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
面对层出不穷的监控、管理失职以及群体性现象的背后存在的更为深远的社会原因，完善儿童福利，仍然任重而道远。
详情见：王祖敏《民政部：设立儿童福利司具有里程碑意》，中国新闻网，2019-01-25
3。深圳：随迁子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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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深圳“两会”期间，深圳市人大代表、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创所合伙人律师、党支部书记谢兰军向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提交《关于改善义务教育阶段非深户学生状况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望当地政府放宽条件，保障更多随迁子女留在深圳入学，避免外来人员子女返乡成为留守儿童。
《建议》称，首先深圳在义务教育学位缺口庞大，大量随迁子女被迫返乡成为留守儿童。“深圳的学位补贴发放实行的是每学期申请、审批的方式，即每个学期家长都要准备相关材料并提交到’深圳市民办中小学学位补贴申报系统’。这样操作加重了家长负担，许多家长因工作忙难以准备材料；审核材料需要大量政府工作人员参与，造成行政资源的浪费。部分家长因换工作等原因，造成社保中断，进而影响居住证续签，学位补贴也因此受到影响。”
根据2014年广东省教育厅和卫计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入学工作的紧急通知》规定，将学生家庭计划生育状况与义务教育学生入学注册挂钩的做法，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要求，应予以制止和纠正，确保每位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而深圳教育部门将计划生育与入学变相捆绑，此举有违反广东省教育厅相关规定之嫌。
谢兰军认为，深圳各区的积分入学政策并没有将计划生育的情况纳入必备的项目，而作为加分项出现，此举实际是变相将入学与计划生育捆绑，与广东省教育厅的规定相悖。针对上述问题，谢兰军给出相应建议：
一、增加教育用地供给，适当放宽民办教育办学门槛，创造更多的义务教育学位。
二、将通过积分入学进入民办学校的在校生均纳入学位补贴范围。
三、将计划生育从积分入学项目中彻底删除。
详情见：韩雨亭《深圳市人大代表建议：希望保障更多随迁子女留在深圳入学》，澎湃新闻网，2019-01-21
4。打工子弟学校
图/魏佳羽
好奇心日报《一个学校的消失和一个校长的淡出，一切好像没有发生一样 》一文，以北京曾经规模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黄庄学校校长陈恩显的视角，回顾了黄庄学校的消失，以及20年来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兴衰历程。
1998 年 8 月陈恩显创建北京市石景山区流动儿童学校。2018 年 8 月，这个已经改名为黄庄学校的北京规模最大的打工子弟学校被关了。
陈恩显认为，“北京发展得快，拆迁太厉害了，是一个主要因素。说穿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政策。政策要是宽松，政府支持，拆迁可以解决，换地方就行。像广东比较支持学校，干几十年都有可能，发展得比较好，而在北京办学校，变化太大。”
对于关停的理由，陈恩显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学校都是统一的借口——存在安全隐患；房子不合格、违章违建；非法、没有办学证。”
“我从农村到北京来，办打工子弟学校，获得了很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出来说点话，感觉良心上过不去。我虽然是一个普通人，但也有点忧国忧民的情怀。看到如此大的群体——流动人口、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所处的状态，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悲痛。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不但影响到孩子的一生，也影响到家庭，甚至对国家的发展也极为不利。我记得一个法国电视台记者说过一句话，多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未来就少一所监狱。”
回顾黄庄学校以及陈恩显的过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所学校的倒下，更是打工子弟学校的时代缩影。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倒下了，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又冒出来了，在这些此起彼伏的新生与消亡背后，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被迫返乡成为留守儿童，他们与打工子弟学校一起从城市里面消失了，但这背后的流动、留守儿童群体所面临的教育挑战却愈发严峻了。
详情见：曾梦龙《一个学校的消失和一个校长的淡出，一切好像没有发生一样》，好奇心日报，2019-01-13